我是达茂联合旗人民检察院“哈乐米吉”未检团队的一员,也是用镜头和文字记录法治微光的宣传人。两年检察路,我带着镜头走过十二次蜿蜒的山路,现在,我想以见证者的身份,以两年时光里几段具体的“看见”,讲述一个关于“草原小花”的故事——她叫小语。
那是2023年的6月,是我第一次跟着团队翻过三道山梁,走进大苏吉小学的教室,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小语。那天是六年级5个孩子的毕业典礼,黑板上的粉笔画着歪扭的“再见”,桌子上摆着快被烈日晒塌的奶油蛋糕。当我把印着“向阳而生”的笔记本递给角落里一个瘦弱的小女孩时,她的手指在封皮上反复摩挲,却始终不敢抬头,她就是小语。快门按下的刹那,那个打着补丁的蓝布书包也第一次撞进我的镜头。后来才知道,这个十岁就学会给奶奶煎药的小姑娘,书包里常年装着止痛膏和记账本。回程时我攥着相机,镜头里最后定格的画面,是小语在黑板上写的一行歪扭的粉笔字:“长大后我要当老师,教更多孩子认字。”
第二年冬天,我们带着“心愿盲盒”重返大苏吉小学。心愿认领墙上贴着一些歪歪扭扭的纸条,我一眼就看到小语写的那一个:“想要书包,想让奶奶胳膊不疼,想要全家吃一顿团圆饭。”认领心愿那天我才知道,她爷爷身体不好,奶奶的胳膊疼得抬不起来,她就踩着板凳煮粥,我特意选了最结实的牛津布书包,却还是在看到她接过礼物时突然哽咽。从此,那个装着《小王子》和笔记本的紫色书包,成了我们之间的信物。她总说“谢谢姐姐”,可真正被治愈的是我——当她把新书包紧紧抱在怀里说:“等过年爸爸回来再背”时,我站在镜头外,第一次触摸到检察蓝在人间最真实的温度。那一刻我也突然意识到:未检人的使命,是让这样的肩膀不必过早扛起生活,是国家保障每个孩子的书包里都该装着春天。
后来有次法治课结束时,孩子们忽然手拉手围成圈。“检察官姐姐们,我们学了首歌。”小语站在圆心,声音细弱却清亮:“相聚的时间也许不算多,却能在人生漫漫旅途画下彩虹颜色。”我的镜头突然模糊恍惚间好像还能看见一年前那个躲在墙角叠纸船的身影,此刻我握摄像机的手在发抖——镜头里那些随节奏摇晃的小脑袋像石缝里钻出的野花,而她们脚下,是我们刚送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也终于明白:原来未检人的战场不仅在法庭,更在这些注定短暂的相逢里。
去年冬天天再访时,大苏吉小学因生源缺少并入石宝镇小学。再次见到小语,她正踮脚晾晒床单,我送给她的那个淡紫色书包挂在床头,磨损的边角被细心缝上贴布。她说现在每周能洗热水澡,夜里上厕所不用战战兢兢出去上旱厕了,只是不能经常见到奶奶了。当我问起两年前的愿望,她忽然掏出手机:“看!过年时爸爸回来我们一起包了饺子。”照片里,她穿着破旧的围裙,脸上笑得灿烂。
最近一次见到她是在百灵庙中学宣传时,她叫住我,拽着校服下摆向我展示月考成绩单,那个曾经躲在镜头后的姑娘,如今在作文结尾写道:“我要考政法大学,成为穿制服的人。”看着她的脸,我恍惚中好像看见那个曾在草原深处瑟缩的小花,如今已带着更坚韧的根系,勇敢地绽放在更辽阔的原野。而那些来不及圆满的童年,最终也都在成长中长出了新的年轮。
此时,春和景明似乎只是一颗努力积攒着力气要冲破云层的希望种子,但很幸运,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做让生命歌唱的事,我们的关爱可以让他们看到,这个世界依然有无数种爱只为了他们存在,我们的讲述可以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天大地大,走出去,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关爱,我们正在做;未来,我们还要做。而今天在这里,我想让歌声走得更远,我想要记忆铭记爱意,我想要他们的声音被这世界听见。我想这两年我完成了很多事情,去到了很多的地方,见到了很多的人,很多的孩子,而人与人之间的故事是说不完的,但是我希望,我荣幸今年的第一件事情还是留给孩子,留给歌声,留给希望,留给春和景明和让爱回家。
我总在想,见证究竟是什么。其实见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凝视,那些被看见的怯懦、被托住的梦想、被点亮的眼睛,最终都成了照耀彼此前路的虹桥,它让困守在偏远牧区的童年,终能与更辽阔的世界相逢。或许此刻仍有无数个“小语”正跋涉在求学的山路上,她们的书包里装着药瓶、奖状和未拆封的蜡笔,或许当明天太阳升起时,会有更多个她背着它走向更远更远的远方,但她们告诉我:
你看,
春天从来不是季节,
是我们共同相信的明天。